历史上的国民收入、GNP和GDP不是按照市场商品或消费品，而是按照生产要素或资本品对待和量化国家及其居民，如此则只能通过计算它们每年产生的货币收入或现金流量来衡量国民收入。据此可认为GDP是为进步定价的最后一步，也是生活资本化的最后一步。
“奥尔德里奇报告“有何意义
1893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得岛州国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向国会提交了名为《批发价格、工资与运输》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报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描述19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方面，鲜有文献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这份报告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统计意义。在这份658页的报告中，除了简介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格，逐一记载了1840年到1891年美国社会中各种主要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波动情况。价格波动隐含着剧烈的社会变化，通过细微的商品价格变化能够窥视巨大的社会变革，即所谓“一芽知春，一叶知秋”。比如，报告编制了一份时间长达50年的食物价格表，跟踪了从“波士顿饼干”到豆蔻共53类食物的价格变化。这份报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了一项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定价。
这份报告还预示了现代国家认可的经济指标的诞生。货币的可比性使得报告中的大量价格数据能够汇聚成几项基础度量指标，产生了“生活成本”“购买力”“生活水平”和“价格水平”等新的统计指标，这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是政策意义。这份报告中的商品价格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最终解答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高关税是否对美国最有利这一问题，之前有人利用“反抗英国”为高关税辩护，声称支持自由贸易者是因为被英国资本家收买了。到1890年代，政府摒弃了这种民粹主义说辞，因为货币制表能够精确衡量美国取得的进度，使用价格评价商品、评判经济繁荣程度、评估公共政策，显然更有说服力。
再次是历史意义。这份报告揭示了1890年代美国政府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推崇为衡量社会整体进步的晴雨表，这是一场“统计战争”的产物。内战结束后，围绕着如何度量社会进步，持有早期私有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方和支持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原则的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前一派不愿意通过比较劳动力与消费品价格来度量进步，而是竭力衡量不平等、剥削、债务等；后一派则主张价格统计数据应当成为度量美国进步程度的晴雨表，他们认为推广这些数据是为了控制劳动力成本、稳定社会和维持商业利润，认为这些数据同时反映了劳动者的幸福感。
最后是观念意义。第一个观念是将美国人视为市场消费者和工资劳动者。经历多年发展后，美国人接受了雇佣劳动关系，不再将其与从属关系、剥削、缺少所有权自由，甚至奴隶制联系在一起。1890年代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同工资关系成为工人自由的象征，工资统计数据成为标识人们“生活条件”的核心指标。如果想要度量国民的富裕程度，只需要比较工资与生活成本。计算工资可以购买的消费品多寡，显示了消费主义取代了自由劳动者的思潮，人们更关注报酬不再关注能否控制节奏与产出，也不再关注身份差别等等。第二个观念是将劳动者视为工业生产要素。这份报告为商人提供了众多信息，商人可以通过利用工人消费的商品数量计算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工作的总成本。如同成本核算技术可以通过密切监测机械化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价格帮助制造商降低成本一样，生活成本数据可以通过密切监测人类生存过程中的投入品价格帮助人们降低生活成本。这将成本核算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显示出劳动者的商品属性。这一时期，机械化蓬勃发展，时任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说美国工人开始变得“就像是一台伟大机器上的一个配件”。长期担任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爱德华·贾维斯要求在1870年人口普查中收集能够计算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数据，具体包括“一个人的培养成本，或者说是制造一台生产机器（人）的成本，以及他对于国家的价值。”
劳工统计报告为何成为焦点
在全面接受雇佣劳动观念之前，劳工统计报告一度成为焦点。1869年6月23日，马萨诸塞州通过决议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工统计局。起因是在1860年代后期的选举中，新成立的劳工改革党赢得了惊人的10%选票，州立法机关急于找到缓和工人阶级愤怒的方法，于是温德尔·菲利普斯提出了建立州劳工统计局。该局成立时，菲利普斯被赋权任命了首任主管和副手。州劳工统计局的管理者不赞同以价格定价进步，认为劳动时间是评判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之一，这就暗示了他们认为较少的市场产出有时比更多的产出更好，因为更多的产出以牺牲工人幸福为代价。这与马克思的观点相近，马克思亲自索要并阅读了该局的报告，认为它“很有价值”。不仅如此，该局的报告得到了作家、教授和商业图书馆协会成员的赞扬，当然有很多企业家极力反对、甚至诋毁，还有的要求撤销劳工统计局。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人还没有接受美国应该成为一个雇佣工薪劳动者为主的工业国家，因为他们认为雇佣劳动意味着不自由。
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富有争议的报告为其领导带来了政治灾难，一年后州长任命了卡罗尔·赖特担任局长，赖特提出超越党派、保持客观，这为他赢得了支持与信赖，几年内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府统计学家，被誉为“美国劳工统计之父”。在担任局长的前几年，赖特发表了不少以道德统计为主题的报告，但1880年代的报告几乎完全转向了比较工资和生活成本的数据。在1884年发表的长达468页的报告中有334页是工资和生活成本数据，占总篇幅的71%。
在这个时期，政治巨头兼思想家爱德华·阿特金森对于马萨诸塞等州的劳工统计局有较大影响。阿特金森最擅长的是研究工人生活成本，他在生活成本计算中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全面分析劳动者摄入的每美分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他还与化学教授阿特沃特合作取得了关于食物配给方面的专业建议。不久后，阿特金森的日常饮食安排表在中产阶级改革组织中传播开来，但是工人对此极为反感。在调查中，许多工人拒绝回答有关生活成本的问题，还有工人在调查当天故意用平时两倍的食物塞满肚子。
费雪为何是定价运动的核心
在定价运动中，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处于核心地位。他首先将数学模型引入美国经济学，还积极投身社会改革运动。费雪是战时禁酒委员会主席，计算出戒酒能够每年为美国节省20亿美元。他还是美国优生学会第一任主席，用数据描述优生的经济价值。费雪的畅销书《如何生活》印刷90次、售出近50万本，遗憾的是他被历史学家忽视了。费雪不遗余力地普及价格统计数据的正式化、合法化应用，他教导当时的人们说：“如果要争论进步的性质或某项改革是否值当，他们就必须先定价它。”
费雪的定价结论令人感到新奇，他的“婴儿价值90美元”的言论在当时使得“一些人感到困惑和震惊”，直到今天读来都令人感到排斥。他计算了婴儿未来收入贴现值减去未来护理成本贴现值的净值，认为一个美国婴儿价值为90美元。以此类推，一个5岁孩子的价值为950美元。
费雪的这种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当时社会改革的命运掌握在具有预算意识的立法者或管理精英手中，这些人习惯于将世界视为“资产负债表”，“人”被视为生产要素。在此社会背景下，货币是终极的均质器和校平机，交换价值压平了生活中所有的山丘和山谷，将它们全部转化为可衡量的计算单元。只有将人视为一台赚钱机器，才能创造出经济统计数据，以此说服制定政策的美国精英阶层支持联邦监管、社会改革。如果不定价“人”，那么政府统计数据就可能忽略那些人，可能重蹈美国原住民未被定价从而被边缘化的覆辙。
1890年至1920年是美国的进步时代，定价人和进步的量化实践已经在当时的大西洋各国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1911年，波士顿商业委员会调查了普通感冒造成的企业损失，结果显示普通感冒造成人均每月缺勤一天（每人损失21美元），10%的“精力损失”及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每人额外损失3美元）。这种计算方法在当时蓬勃发展的人寿保险中广受欢迎，保德信保险公司的统计学家弗雷德里克·霍夫曼计算出假如产业劳动者英年早逝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25岁时为13695美元，35岁时为10395美元，50岁时为4405美元。《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数据非常兴奋并宣称：“没有比统计数据更能起到避免浪费、提高国民生产效率的作用了。”进步主义不仅关注人创造收入的能力，还关注动物、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如臭鼬每年为美国捕兽者带来300万美元的收入，尼亚加拉大瀑布每年带来的价值为1.225亿美元，美国每年因昆虫损失7亿美元等等。金钱成为美国社会价值及估值的基本形式。
相对于各种统计结果，我们需要了解其背后的经济组织、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这能让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从经济组织上看，主要是生产组织结构升级。19世纪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的、分散的自有生产主义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公司的官僚和管理等级制度，还有两个孪生机制：为行政管理出现的规制性政府和为缓和阶级矛盾等原因出现的私人慈善基金会。1894年到1902年间，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主出售了他们的自营企业所有权，换来了巨额的公司股票。铁路等管理型公司这类“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小生产者的市场竞争。
从社会关系上看，伴随多层级、多部门的大公司不断涌现，疏远而等级化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地方的非正式关系，比如铁路公司最先发展出了层级制、职业化的经理人队伍和现代会计制度。这就造成了一个新局面：原先掌握在生产性财产所有者手中的管理权力，转移到了新生的职业专家阶层，这些专家希望将美国社会重塑为机械化的“系统”，通过持续的自上而下的维护、监管和社会规划来稳定社会系统。费雪说：“世界由两类人组成，即受过教育的人和无知的人，而前者应该被允许支配后者，这对于进步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能够将杂乱的世界转变为一个从上层进行治理的易于理解的社会系统，进步人士经常求助统计数据，精心收集的各种生活数据将支撑私营公司、政府管理或慈善基金会中的官僚制度。
从文化背景上看，美国已经成为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国家，公司的等级管理制度、追求利润等企业文化自然而然地扩散到整个社会，公司形式的会计核算和官僚机构成功地构建了“统计型国家”，可以说大公司发明了美国的官僚机构。到1899年，三分之二的制成品由公司制造，65%的雇佣劳动者为公司工作；到1919年，上述数字分别上升到87%和86%。公司已经成为“文明生活的主要机制”，也是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当价格统计数据走进社会后，成为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载体，“奥尔德里奇报告”中的生活成本数据就经常成为联邦政府的判定工具，价格统计数据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中的新裁判。
“注水股票”真的有水分吗
184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型公司在美国逐渐崛起，这一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彻底改变了中上层美国人看待和量化世界的方式。19世纪初期的美国人坚信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才有价值。他们从小个体生产者的角度考虑财产，他们将价值等同于劳动力，将财产等同于提高或者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有形物。19世纪中期虽有所进步，但仍然停留在实物才有价值的层次，只是这个时期的实物扩大到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有形资本，如铁轨、高炉等。如果此时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的价格高于实体工厂和生产性财产的价值，那么美国人民就会发出痛斥腐败的怒吼，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注水股票”没有反映公司“真实”资本金额，是一种欺诈行为。
从深层来看，这些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否认服务的价值。17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农产品才有价值。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属于后者，不产生价值。这一观念影响深远，1867年马克思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持此观点。18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几乎同时独立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提出了不同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说，他们认为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有个致命的错误认识，即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人们是根据能够获得的边际效用确定价格。既然如此，原先被认为没有价值的服务也因为主观价值论的登场而产生了价值。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认可服务属于生产，服务创造价值，他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这就完成了从限制性生产观到综合性生产观的转变，为国民收入核算确定了生产范围。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逐步加深。早期的市场主要是有形商品交易市场，后来人们才将其扩展到股票市场，而且财经人士讲的市场主要是指股市。反映市场表现的指标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它出现于1896年5月26日的《华尔街日报》，这是该报财经编辑查尔斯·道的发明。道的继任者威廉·彼得·汉密尔顿认为“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机制，也是公司资本主义的母巢。如果按照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自由市场的奇妙在于将市场价格与事物内在的自然价值结合在一起。但是道和汉密尔顿认为不存在内在自然价值，存在的只是市场价格，“注水股票”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随着企业大并购运动将生产作坊和工厂公司化、金融化，公司资产成为债券和股票，关于如何估值的想法开始转变，“真实”价值的观念也变了。20世纪初期，三家雪茄公司合并为联合雪茄公司，在其发行债券时遇到了麻烦，这家公司与铁路、钢铁公司不同，它没有太多实物资产作为抵押物。此时，高盛公司成功地让投资者确信联合雪茄傲人的收入流意味着它是安全而且有利可图的投资，与其账面资产无关。这一案例让人相信价值不再是物理世界中的有形之物，未来期望收益和“信誉”等主观的无形之物也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放弃了直接控制生产性财产，转而选择获取股票红利和债券收益，在此过程中，财产被看作抽象的权利，价值来源于未来的收入流，不再是一种源于生产性劳动的有形物。1890年代，这种新方法正在被美国法院制度化，在1890年的明尼苏达州费率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不仅有形事物可以作为财产，这些事物的预期收益能力也是财产。”
历史上的国民收入、GNP和GDP不是按照市场商品或消费品，而是按照生产要素或资本品对待和量化国家及其居民，如此则只能通过计算它们每年产生的货币收入或现金流量来衡量国民收入。据此可认为GDP是为进步定价的最后一步，也是生活资本化的最后一步。基于资本增殖的视角，塔克提出了“国家企业论”的观点，将国家看成一家企业，认为国家收入（市场产出）超过支出（市场消费）的数额产生了收益，这些收益可以增加“国家财富”。这一观念逐渐被美国人接受，时至今日，美国人似乎习惯了将国家视为一家大企业了。2018年毫无从政经历的房地产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促成这个出人意外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视国家为企业的观念，他们希望有成功企业经营经验的特朗普能够驾驭美国经济航船。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配资的利息